文学发展似乎是自由的，但又分明不自由，受到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。

往往政治环境变化了，文学也就变化了。文学产生于民间的生产劳动，是人们在劳动中的呼喊，是劳动之余人们的娱乐。后来有了社会分工，有了文人士大夫之后，他们开始采集民间的歌谣，编订成册，供统治阶级的权贵享用。文学出现了高雅与通俗的区别，高雅文学产生于庙堂，是文人士大夫创作的，供整个统治阶级的人欣赏，而通俗文学产生于民间，往往比较粗俗，却深得老百姓的喜爱。统治阶级喜欢诗词，那么老百姓也就跟着喜欢诗词，统治阶级喜欢戏曲，老百姓也就跟着喜欢戏曲。虽然诗词和戏曲都有高雅和通俗的区别，但老百姓并不会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，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权贵为标杆，为模范样本，希望像他们那样生活，却一辈子也达不到那样的生活水平。有的皇帝喜欢五言诗，自己做五言诗，有的皇帝喜欢作七言诗，有的皇帝喜欢作词，还喜欢谱曲，那么臣子们就都跟着搞创作。大多数臣子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在科举考试制度出现以前，很多做臣子的和皇帝一样，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，完全可以写诗作词，可以画画，可以创作音乐作品，还经常搞文人雅集。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之后，门阀士族不能完全控制政权，会出让一部分权力，甚至完全出让权力给民间的知识精英，只不过皇权并不能出场，该谁做皇帝就做皇帝。即便改朝换代以后，皇帝变了人，社会制度也没有多大变化，依然是权贵掌握政权，而农民只能老老实实耕种，却并不能成为权贵。

政治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文学的变化。唐以前的四言诗、五言诗比较繁荣，也有神话传说和志怪小说。到了唐代，诗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，连同皇帝和贵妃都写诗，就足以验证诗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。唐代出现了传奇，其实就是原初的小说，大多篇幅比较短小，不会出现长篇小说那样的鸿篇巨制。虽然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，但政治环境的变化足以引发文学的蜕变。文人喜欢写诗，当然也可以模仿乐府诗，写出长短句，有的还能写传奇，算是文学媚俗的表现。偏偏这种媚俗的表现造成了后代长篇小说繁荣的局面，功莫大焉，这是当时搞创作的文人想不到的。宋代的文人喜欢写词，连皇帝也写词，适合配乐歌唱。宋代有了夜生活，尤其是京城的人们，夜里可以到勾栏瓦肆去逍遥快活，当然也就开始吃晚饭了。以前的人们是不吃晚饭的，日落而息，没必要多加一顿饭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宋代有了夜生活，城市的人要去逍遥快活，经常在外面买着吃，比较浪费，就不如自己在家里吃一顿饭再去玩乐。由于娱乐业的发展，当然也是因为经济发展造成的。话本小说出现了，根据话本小说来说故事的说书艺人出现了，调笑、杂技也出现了，似乎出现了文艺类型的多样化，而文学已经发展到话本小说的程度，算是逐渐走向成熟。

到了元代，权力系统加强管控，把汉族人列为最低等的人，以至于底层人出现了痛苦的呼喊，尤其是他们遭遇不公平、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就要呼天喊地，虽然于事无补，但他们毕竟喊出来了。于是就有了如闻蒜酪味的泼辣的元曲风格，可以骂天骂地，骂官骂吏，思想上天入地，纵横驰骋，痛快淋漓。而这个时候，小说似乎失去了民间生存的土壤，进步不大，剧作家大多要写剧本，哪怕把身边人们的事情编进戏曲里去，也一样觉得很痛快。到了明代，虽然有了闭关锁国，有了，有了对读书人株连十族的做法，但读书人仍然脾气耿直，当然写诗作词，写小说。诗词算是登上大雅之堂的问题，而小说只能算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体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政治环境变了，文学形式也就变了，很多写诗作词的文人不敢乱写一气了，也不敢随便吟风弄月了，要避讳一些东西，以免被某些人雕章琢句，罗织罪名。清代也是如此，文人士大夫写诗作词非常谨慎。一句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。”就被说成污蔑满族人没文化，诗人遭到打击，那么其他的诗人就不敢乱写了，转而进入考据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等学问。即便他们研究得再深刻，写出的论文分量再重，也于事无补，等于逃避现实。

时期，政治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以前人们看不上的东西，现在成了看得上的东西，以前人们仰慕的权贵，现在成了的东西。贫困农民要翻身得，尤其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倡导人们。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属于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最先嗅到时代风气，要引领时代风潮。他们写了阶级压迫，写了人性的觉醒，当然也发现了人的劣根性。有一批作家专注于描写精致的生活，属于典型的文人雅士的描写，有点类似于古代权贵的描写，却往往脱离社会现实，被很多文学作家讽刺。但文学本身是多样的，并不可能总是作为宣传品来出现，也不可能总是成为文学，还有其他类型的文学出现。可是，在时代风潮面前，几乎所有人都被时代风潮裹挟，认为文学才是首当其冲的好的文学，是符合时代潮流的，而其他的文学样式就应该消失无踪，不能被标榜，甚至不能出现。这种见解当然是偏颇的，但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见解是正确无误的，主要还是被政治环境影响，被权力系统影响，或者说被权力系统鼓动的社会风潮影响，以为描写的文学就是最好最美的文学，也是最恰当的文学，其他的文学都应该退居其次。到了期间，似乎只有喊出来的口号才是最好的文学作品，以至于大文豪郭沫若都开始做口号诗，喊出来是口号，贴在墙上是标语，却绝对不是诗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改革文学出现了，先锋派文学出现了，后来有了城市文学，似乎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，却偏偏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，不能完全自主。

倘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那么文学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并不能完全脱离权力系统而存在，甚至成为权力发展的附庸。王国维说：“一代有一代的文学。”似乎并非说的是表面现象，而是有内在深刻的道理，就是权力对文学的影响，似乎成了难言之隐，也蕴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心酸。